梁启超发现，虚业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取利益：其一，则与外国奸商通同作弊，以取同胞脂膏者，如数年前橡皮公司股票之投机等类是也。
如果不限制，最终这股需求拉动住房供给一定会超过刚性需求，所以会持续限购限贷。2018年国有企业降杠杆将是重要，三年时间必须完成，2018、2019、2020年要确定完成。
这个可以搞，但必须拿政府财政的钱。这就是我们防范金融风险要做的第一件事，抑制资产泡沫。我们关注房地产是不是形成泡沫，泡沫有的多大，最关注一个数字，住房供给的刚性需求，就是买了是用来住的。开放两个市场，一个是物质产品市场。新能源将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要点。
隔断的重要办法，股票质押要做新规定。你不同意，一定是思考了，引起思考我就完成任务。1962年日本金融学会的春季大会上，三井银行调查部长阿部斗毛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投影，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结构是可以对应比较的。
以上是对实体经济的概念史回顾。但是从总体来看，社会各界对实体经济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普及程度。梁启超发现，虚业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取利益：其一，则与外国奸商通同作弊，以取同胞脂膏者，如数年前橡皮公司股票之投机等类是也。有关实体经济（real economy）的表述至迟在19世纪中期的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出现。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对日本实体经济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自然不会出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现象。
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他便耐着清苦，把这二千块钱运动。比如，从1949年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本上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内，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都是由国家安排控制的，而且由于计划经济的短缺特性，国家需要优先发展工业制造业，金融业只是起着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直到美国次贷危机，再次警示了中国经济结构可能蕴藏的风险。文章指出，当时的实业家有两种，一种是真有志于实业焉者，另一种是假一名焉以达其他种目的，斯真所谓虚业家也。在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他的四大敌人，尤其是金融界，扼住了他的咽喉。近自新矿业条例发布，而业此者滋益多。
到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大获其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运用金融工具投机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顽疾之一。
社会资本趋之若鹜地流向公债市场，随之而来的，则是实体经济融资无门，陷入了破产的危局。最终的结果，是民国的实体经济没有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后来受到战时政策的捆绑，走向了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关注实体经济的热度，随后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概念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当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程度时，其表现形式也不相同。其四，纯粹买空卖空者，如各大通商口岸买卖金磅、银条及他种货物之人，有滥发纸币省分卖买纸币之人是也。其三，囤积占据土地等以谋将来之投机者，如现在各省放荒，其承领荒地或森林之人等是也。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统一，表面上是产业结构问题，根本上却是经济发展问题。
这种逻辑后来被中国学界所承接。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金融体制逐渐松动的大背景下，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所思考。
汉语中的实体经济，实际上转借于日语実体経済。日语中的実体経済，从一开始出现就与金融发展问题相伴相生，也隐含了两者的对立和统一。
1987年，梁建华在金融的作用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中再次强调：由于金融的高度发展……金融的独立性相对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也日益扩大。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对于实体经济的概念有了更新也更深入的认识和讨论。
历史经验表明，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泡沫挤压的现象往往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工业化初步繁荣，二是国内资本相对过剩，三是金融体系较为混乱。这是民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最值得检讨的方面，也是最值得当下中国经济警醒的方面。其二，有攫取一种特权，售与外人，借以弁利者，如历年所举发之卖路卖矿案等类是也。（姬文《市声》，1905年）。
1948年，纽曼（A． M． de Neuman）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58， No． 231 ）上发表了实体经济与产业平衡（Real economies and the Balance of Industry），首次提出了不同产业间关系的问题。两年之后，日本银行调查局出版了《実体経済面の諸問題》一书，从理论和实践等角度对当时日本的实体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
虚业家们或者是凭借垄断特权牟利，或者是设立皮包公司，或者是投机于金融资本市场。梁启超在1915年写过一篇题为实业与虚业（《饮冰室合集》三十三）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现象。
公债投机成为当时金融市场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发展一度较为平稳，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还在继续释放，金融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其次，谈一下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中国的一些重大需求已经到了峰值或者已经过了峰值，例如制造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在2018年将达到或过了峰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地方债还是国企债、企业债、居民债、居民杠杆率，核心的问题是一句话，推动去杠杆。为了绿色发展，发改委能源所提出了三条线：第一条资源环境消耗的上线。创新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例如研发强度，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以及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等。
其次是民营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抄袭、山寨等发展模式后，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
因此,该区域实际上仍处于资源驱动阶段，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阶段。过去40年，我国改革推动力度比较大的是制造业。
第三条是生态保护的红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看省内的差距，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可知广东省内的差距是显著大于江苏、山东、浙江的。
